&ep;&ep;对于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献词者,比如为了爱情而献书的冯起炎,他可以放一条生路。而对“妄议国政”,事干政治者,他绝不放过,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。通过这些惨案,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,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,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。

&ep;&ep;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,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。

&ep;&ep;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。自汉代以后,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,都有着民间宗教的背景。东汉末年的黄巾军,以“五斗米教”聚敛人心。方腊起义,借的是明教的招牌。元末彭莹玉起兵,以“白莲教”为旗帜。而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备民间秘密结社的特征。

&ep;&ep;自马案以后,乾隆对于那些有任何民间宗教及结社嫌疑的文字,都十分警惕。

&ep;&ep;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,阜宁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“妖书”一本,名叫《古圣遗书》,内中不过是刘伯温推背图,预测天下运数等,原是民间常见之物。乾隆得知后,神经紧张,小题大做,批示道:“甚可恶!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,当尽法穷究。”

&ep;&ep;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九月,山西一个算命的游民席守业在外地游荡时,被搜出身携一纸,所写内容据说是湖北武当山上,一场大雨之后,冲出的一块石碑上的文字,也是预测未来吉凶,说将有刀兵临世。皇帝对此事的批复是:“此等荒诞不经之事,流播民间,惑人听闻,自当严切查拿,务得造作为首之人,重加惩治。”

&ep;&ep;这些案件,历来被归为“文字狱”档,实际上这只是乾隆为防范民间宗教及结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,与传统文字狱性质截然不同。

&ep;&ep;乾隆朝此类“文字狱”,大多是无中生有,小题大做,除了反映统治者的“杯弓蛇影”外,没有什么意义。但是瞎猫有时也能碰到死耗子,乾隆通过大撒文字之网,居然还真侦破过一起货真价实的教案。

&ep;&ep;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,山东小长治村李孟炳等人携带“邪书”,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,为地方差役查获。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,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《训书》一部,内容荒诞不经。河南巡抚将“经书”上呈御览。这些地方大吏的“阶级斗争”弦远没有乾隆绷得紧,审查数遍,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“悖逆情事”。倒是乾隆皇帝极为精细,“经书”报送上来后,他细细阅读一遍,“敏锐”地发现了问题。他发现,书中有一字经过了涂改,把“胡”改成了“明”:逆书中有“平明不出周刘户,进在戊辰己巳年”之句。朕阅“平明”之“明”左旁日字有补改痕迹,细查笔法,系“胡”字迁就改易而成,其为大逆显然。

&ep;&ep;乾隆皇帝平时深文周纳,而这一次他确实抓到了一点真东西。地方官员又查获其他经书,证明乾隆的推测正确,原文确是“胡”字。也就是说这些字句中确实含有反清思想。这就坚定了乾隆把此案办到底的决心。严查之下,终于揭开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纱。

&ep;&ep;原来,早在康熙初年,一个叫刘佐臣的人在山东创立了八卦教。这个宗教的特点是“儒教专制化”。八卦教教主刘佐臣被教徒尊为“太阳神”,号“圣帝老爷”。徒众每次进餐之前都要向圣帝老爷献饭,口称“求圣帝老爷慈悲”,每日磕头三次,每年上供五次。它宣传,宇宙三世分别由李老君、释迦如来佛和孔夫子掌管。孔夫子是掌管最后一世的“收元祖师”,是宇宙的最后主宰。他说刘家是孔子转世,所以教内强调分尊卑,明长幼,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,要求他们“非礼勿听,非礼勿视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,愚忠于教首。这个教派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,各地卦长像地主收租一样,定期收取教徒费用,并将所敛钱财送到山东刘家。教主之下,设八个卦长,每个卦长之下设六个爻长,再下是真人、流水、点火、全仕、传仕、麦仕、秋仕等职。谁收的徒多、敛的钱多,封的教职就高,“管的人多,如同当官一样”,其原理与传销异曲同工。他们敛钱名目繁多,手段多样。收徒弟要敛钱,作会要敛钱,封某人的教职更要敛钱,教主过生日还要敛钱。他们“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”,敛钱名目大同小异,如根基钱、扎根钱、跟账钱、种福钱、四季钱、香火钱、进身孝敬钱等等,不一而足。

&ep;&ep;由于创立了世袭家长制的继承方式,把宗教当成了家族事业,教徒当成自己的“吃饭本儿”,这一教派成了刘家兴旺发达的基础。经过刘佐臣、刘儒汉父子两代惨淡经营,刘家通过传教已经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。

&ep;&ep;从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几年,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,刘家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,传承五代,几如一个王朝。教徒众多,组织严密,极为兴盛。“辗转煽惑”,已“蔓延数省”,“从其教者动辄千百人”,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国。教内组织盘根错节,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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