负责制”。

&ep;&ep;何况封建前期的家和国,都不大。一国则一城,一家则一邑。诸侯和大夫,国君和家君,完全可以直接面对国民和家人,这就叫“直接君主制”。

&ep;&ep;当然,即便是直接君主,也要有人协助。这些助理、帮办或官员,天子的是公卿,诸侯的是大夫,大夫的是家臣。

&ep;&ep;后者在理论上都是前者的兄弟子侄,实际上是族人们一起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这就叫“家族共治制”。

&ep;&ep;首长负责,直接君主,家族共治,这样的政治当然是贵族的,也只能是贵族的。

&ep;&ep;很难说这种政治好还是不好,但肯定不适用于帝国时代。帝国不是小国寡民的城市国家,而是幅员辽阔的领土国家。直接君主并不可能,首长负责更不可能。帝国的统治,只能是皇帝授权,政府负责。

&ep;&ep;那么,由贵族组成政府,不行吗?

&ep;&ep;不行。因为凡贵族,都有特权。其中最重要的,是人事权。封建时代,天子不能任命国卿,诸侯不能任命家臣。这些职位甚至是世袭的,叫世卿、世职。结果,天子管不了诸侯的国,诸侯管不了大夫的家。

&ep;&ep;这当然为帝国所不能接受。

&ep;&ep;更重要的是,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是逐级效忠的。家臣只效忠大夫,不效忠诸侯;大夫只效忠诸侯,不效忠天子。

&ep;&ep;大夫一齐造反,则举国皆反;诸侯一齐造反,则天下皆乱。

&ep;&ep;中央集权的帝国,岂能认可这套逻辑?

&ep;&ep;家族共治也不行。共治,就不能独裁,而帝国是一定要走向独裁的,只不过需要时间。

&ep;&ep;事实上,正如汉初的制度是封国与郡县并存的半封建制,两汉政治也是半贵族政治──先是功臣集团,后是外戚集团,与皇帝共掌朝政,共治天下。这种状态,也要到隋唐以后才发生根本改变。

&ep;&ep;这样看,公孙弘和张汤的意义,就很不寻常。

&ep;&ep;公孙弘和张汤都是平民出身,也都是文吏出身。是平民就“非贵族”,是文吏就“专业化”。专业化和平民化的倾向,都是反封建。不难设想,如果满朝都是张汤、公孙弘,贵族政治就必定会转变为官僚政治。

&ep;&ep;毫无疑问,这是大势所趋。但这个转变由汉帝国来完成,却未尝没有机缘巧合。作为平民建立的王朝,西汉开创了一个“布衣将相之局”,不但“其君既起自布衣,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”,10而且其后也往往出身卑贱。景帝王皇后是再嫁女,武帝卫皇后卫子夫、成帝赵皇后赵飞燕则是歌妓,照样母仪天下,也没人说三道四。

&ep;&ep;文吏为官更不足为奇。大秦传统仍在,萧何、曹参也都是文吏出身。何况文吏受过专业训练。事归文吏,便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,可谓“专家治国”。

&ep;&ep;这,就是公孙弘和张汤平步青云的背景。

&ep;&ep;然而公孙弘和张汤又是不同的。他们代表着两种思想:

&ep;&ep;儒家和法家;两种官僚:文官和文吏;两种仕途:文学和吏道;甚至两种政治:官治和吏治。

&ep;&ep;只不过,要弄清楚这些,并回答前面的问题,还必须先讲清楚官僚制度。

&ep;&ep;中央与地方

&ep;&ep;官僚制度的第一要素,是机构。

&ep;&ep;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。

&ep;&ep;中央的是政府机构,地方的是政权机构。

&ep;&ep;具有政治意义的“中央”一词,最早见于《韩非子》,原文为“事在四方,要在中央”。11这说明战国末年集权制已成定局,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提到了议事日程。

&ep;&ep;但,中央的真正建立却要到秦汉。

&ep;&ep;秦汉帝国的中央,结构和层次非常清楚。机构,是皇宫、相府、卿寺;首长,则是皇帝、三公、九卿。皇帝在汉代也被叫做县官,宋代则叫官家。这就是说,皇帝不但是天子,是君主,也是最大的官僚。

&ep;&ep;帝国的政治,岂非官治天下?

&ep;&ep;中央首长的分工也很明确。皇帝是国家元首,宰相是政府首脑,九卿是政府部长。宰相三公,丞相管行政,太尉管军事,御史大夫管监察,三权分列。至于九卿和九寺,则官职与官署同名,其职责是:

&ep;&ep;太常,负责宗庙礼仪和皇家祭祀;光碌勋,负责宫殿大门和宫中宿卫;卫尉,负责宫城屯兵;太仆,负责皇宫车马和皇帝出行;廷尉,负责刑律;大鸿胪,负责蛮邦事务;宗正,负责皇亲国戚;大司农,负责国家经济;少府,负责工商税务(用作皇帝私房钱),以及皇帝的饮食起居、医疗保健、文化娱乐;中尉,负责京城保卫。

&ep;&ep;显然,这里面只有大司农(财政部长)、大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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